家尊，纯而又纯的学者
作者：陈无畏
光绪二十九年，干支正好行到癸卯（1903年）。这一年正月二十九（2月26日）红梅盛开，家尊呱呱坠地。这是浙江台州古城巾子山麓义井巷（以后移居厦门里）普通的一个读书人家。祖父陈春阳年方二十三，祖母王氏年方一十九，皆能作文赋诗。降生的是他们第一个孩子，而且是个男婴，红红的脸蛋上长着大大的眼睛、高高的鼻梁。夫妇倆自然喜上眉梢。他们考虑了几天，最后确定寿煊为婴儿的乳名。到了周岁生日，祖父母请来亲朋好友在家中大摆宴席。吃饱喝足后，祖父端来六角盘，上面盛满食物、珍宝、玩具、弓矢、纸笔之类，让儿子任意抓取。哪知他的小手抓住笔杆子死死不放，祖父母大喜过望，心想这个儿子将来必有出息。这就是当时盛行江南一带“抓周试儿”的习俗。
就在家尊出生这一年，清廷颁布了《癸卯学制》。它是我国第一部具有现代意义的教育体制。然而家尊到了四岁，祖父还是将他送到一家私塾启蒙，遂起学名赓平行世。从《三字经》、《百家姓》到《千字文》、《幼学琼林》，而后便是《四书五经》。这些由易到难、十分科学的教材给他打下坚实的国学基础，使他终身受益无穷。家尊自幼便有非凡的记忆力。他读书能过目成诵，博闻强识。这与祖父母严格的学前教育密不可分。家尊刚哑哑学语时，祖父母就教他念宋诗“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还讲了许多有趣的神话故事，使他得益良多。祖父过分严格，且动辄体罚，让他望而生畏。家尊小时经常尿床，祖父以不许上床相胁，任其在寒风中瑟瑟发抖。他至老回忆往事就不寒而栗。祖母却个性温存，富有同情心，文字系无师自通，施教循循善诱，给幼小的家尊留下极美好的印象。她老人家是个才女。记得六十年代初，我回家探亲，在巾子山三元宫古樟下遇一老尼，她当面背诵先祖母写的东湖七绝一首；可惜当时我未能熟记，成了终生憾事。家尊母子感情深厚。他念大学预科时，祖母因病仙逝，家尊从石头城千里奔丧，扶棺痛哭，涕泪纵横，不能自已。有一次在兰大寓所睡眠刚醒，我瞥见年近花甲的家尊眼角尚有泪痕。问他何故？他说梦见了祖母。我不禁为此而动容。
1914年家尊入回浦小学插班就读三年级，因未学过算术而受挫。那所学校的校长（以后改任董事长）就是享有盛名的陆翰文先生。他倾其家财，在台州古城创办了这所西式学校，名动梓里；他早年留学日本学习音乐，重用人材，对学生严格要求且不乏爱心，在师道尊严盛行的年代，的确难能可贵。对家尊影响最大的是国文教师项士元先生。他思想进步，博览群书，教风严谨，与家尊一直关系密切。家尊十五岁毕业于该校，是第三期毕业生，同学有冯德培（曾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朱玉文（后改名洗，中国科学院院士）、毕修勺（上海师大教授）等人。
1918年家尊考入浙江省第六中学，与林攸绵（后改名迪生）同班。翌年转上海澄衷中学。该校系宁波资本家叶澄衷所办。叶某原在黄浦江摆渡。有一次洋行老板将现金丢失在渡船上，叶某如数奉还，因此大受失主赏识，遂即用作买办。不久他自立门户，创办产业，成为巨富。他的学校遵循“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教育主张。除古文外，其它各科皆用英语讲授，从而给家尊打下坚实的外文基础。在此期间，五四运动风起云涌、波澜壮阔。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沪成立。同年，英国和平主义哲学家罗素来上海讲学。担任上海《时事新报》总编辑的张君劢，正声嘶力竭鼓吹无政府主义。当时家尊系热血青年，各种思潮对他产生了极大的冲击。1922年他考入南京金陵大学预科。这是美国人办的教会学校，对外语更为重视。家尊虽则没有从事外语教学工作，但无疑为他日后搞学术研究打开了另一扇窗户。直到晚年，他又自学俄语。因此家尊阅读外文书报、收听外语广播系轻车熟道，毫不费力。在金陵大学，对家尊印象最深的教授是胡小石先生。他学识渊博，口才极佳，深得学生赞赏。当时大学学费生活费昂贵，一年约四百大洋。祖父掏不出如此巨额的钱财。一怒之下，作为独子的家尊便去佛教天台宗祖庭国清寺出家。这一出格举动急坏了祖母。她连夜筹到款项，赶到国清寺敲山门，谁知开门的竟是家尊。幸好此时他还未剃度。
1924年4月印度大诗人泰戈尔到南京发表演说，担任翻译兼主持的是著名诗人徐志摩先生，产生了极大的轰动效应，家尊也聆听了泰翁的讲话。就在那一年，家尊接受了马列主义，加入了共青团，翌年转为共产党员。这一年7月家尊大学预科毕业，旋即赴革命策源地广州，考入国立中山大学文学系本科。系里师资力量雄厚，有一百多门选修科目，学风极佳。当时系主任是郭沫若先生。此后不久，郭担任北伐军政治部副主任。接替他的是大文豪鲁迅先生。他担任《中国文学史》、《中国小说史》和《文艺论》的教学工作。不修边幅的先生操一口绍兴官话，博古通今、论述精辟，深受广大学生的欢迎。教课场所不得不从教室移至大礼堂，但仍座无虚席。先生语言生动幽默，常引起听课学生忍俊不禁以致哄堂大笑，可是先生一副冷峻的脸庞没有一丝一毫的改变。当时鲁迅先生栖身校内大钟楼，许广平女士住在先生隔壁为系秘书，料理先生起居。家尊在校其间，顾颉刚、傅斯年、王独清、郑伯奇诸公皆在文学系任教。顾颉刚先生系疑古派历史学家，说话期期艾艾，教了一年书很难开口，在黑板上将教课内容书写完后，不管下课与否，便夹着皮包走人。他后来任中央研究院历史研究所所长，乃一代大儒也。
当时的五羊城是北伐大本营，孙中山、蒋介石、汪精卫、毛泽东、廖仲恺、周恩来、宋庆龄、何香凝、陈璧君皆在其间。各色人等发表演说，频繁登场、层出不穷，家尊参加了多少次政治活动，连他自己也记不清。有一次，家尊与卢文迪（曾任中华书局副总编辑，当时在穗读中学）先生去聆听孙大总统演讲。他们坐在第一排，卢先生同家尊议论与会的宋庆龄和何香凝的琐事，被她们耳闻。孙夫人便问：“有什么事啊，小同志？”弄得两个小伙子很尴尬。当时革命领导人平易近人的风范随处可见。孙中山先生逝世后，家尊还在南京中山陵参加了极为隆重的奉安仪式。1925年暑假家尊将革命火种带回家乡，与林炯、林迪生、陈韶奏、李敬永等人在城内敬一小学成立“乙丑读书社”，组织社员阅读革命书籍，宣传革命理想。1926年12月家尊同张崇文、张伯炘一起建立中共临海特别支部。1927年4月国民党右派开始“清党”，大批共产党人遭受迫害，家尊亦被校方开除，组织将他安排到宁海中学教书。该校教师大多是中共党员，如赵平复（即柔石，现代著名作家）、林淡秋（曾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杭州大学副校长）、许杰（曾任华东师大中文系主任）等人。时间不长，中大同学来信云，校方开除的是胡赓年，陈赓平未在开除之列。家尊与林淡秋一起又赴穗继续学业，一直到1928年本科毕业为止。
家尊是个真正的读书人。他将读书当作一种莫大的享受。这种习惯一直保持到生命的终结。他向来笃信“买书不如借书，借书不如抄书”的说法。看书是他最重要的精神需求。家尊最看不起的行为是藏书不看书。无休止政治运动的可恶处是剥夺了他读书和写作的自由。一般人以为大学毕业，就意味着学习生活的结束，然后谋一份职业藉以糊口；家尊却认为自己与奋斗目标差之甚远，便来到上海图书馆读书。上图藏书量在全国屈指可数，家尊带上中午干粮，一待就是整天。这样的生活持续了差不多两年。他精于目录学，熟读清代章学诚的《校雠通义》。“辨章学术，考镜渊流”，寻找相关书籍，按图索骥，得心应手。在传统的经、史、子、集中尤喜文学、历史、哲学著作。他研读名家诗文，不忽视小说戏曲之属，曾看过数百种传奇，以拓展文学视野；他通读《二十四史》，不忘浏览地方志、私家笔记之类，相互参照，以求真伪；他从研究哲学思想史的角度阅读儒家的著作、《大藏经》的重要典籍、《正统道藏》的主要卷函。他读书不忘动笔，在大量读书卡片中不乏自己的真知灼见。
他平静的读书生活显然与他共产党人的身份很难协调，1930年初，他所在党组织遭破坏，接着便失去联系脱党。从此以后成为一名党外人士。这时家尊年已二十有七仍孤身一人，弟妹相继夭折（1931年后，继祖母徐氏生育大姑赓仪和二姑赓蕴）。祖父非常着急，多次写信催促他回家，以成全婚姻大事。于是家尊回到阔别已久的家乡，应母校台州中学（即浙江省第六中学）校长肖卫之聘，担任文史教员兼图书馆长之职。
然而家尊在家乡寻找意中人并非一帆风顺。按当时婚姻习俗，无非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但家尊是新派人物，当然坚决不从。再加上与他年龄相仿的女子全是“三寸金莲”，以她们为妻，这对于迎领新潮流的家尊来说，简直是奇耻大辱。想当年，他们这些学生都是“天足运动”的急先锋。这样，家尊的婚姻大事就耽搁下来了。1933年春祖父病危，他老人家在弥留之际，含着眼泪将舅公请到病榻前，叮嘱舅公代他安排好家尊的头等大事。一直到了1938年，家尊三十五岁时才找到比他小十一岁的女师学生结婚。他们是自由恋爱，母亲当然是“天足”。此事轰动临海学界。
从1930年起家尊走上了三尺讲台，成为一名教师。他讷于言而勤于笔，更适宜潜心搞学术研究。要是有人在教室或家里找不到家尊，他肯定置身图书馆。这里成了家尊安身立命的地方。中学图书馆里书籍不算很多，往往书库中的《四库备要》、《二十四史》之类唯一的读者就是他。平心而论，家尊不是优秀的教师，更不适合在中学工作。但囿于当时的实际情况，他只能直面现实，郁郁乎不得志，而且一干就是十几年。好者家尊为人诚实，学问渊博，工作认真负责，对学生宽厚谦和，得到众人一致的好评。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相继八年的抗日烽火燃遍了祖国大地，日寇铁蹄践踏了大半江山。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杭州沦陷，浙江医专无法再在西子湖畔立足，于是搬迁至台州。应该校校长王吉人先生聘请，家尊第一次取得了高等学校国文教席。为了躲避敌机狂轰烂炸，医专师生流离失所，辗转于临海、天台、缙云一带。他们高唱《流亡三部曲》，长途跋涉于豺狼虎豹出没的崇山峻岭、激流险滩之间，忍饥挨饿，足底重趼，从不叫一声苦。有人劝说家尊去重庆谋一官半职，以摆脱生活的窘境。他在一首诗中这样回答：“自分沉潜老故园，强顽何意驾轮轩。早轻抡攘赢貂羽，宁愿酸寒咬菜根。”他早看透了国民党政府的各种腐败现象，决心不与其同流合污。家尊教学之余还在《青年日报》、《力行》杂志发表大量文章，针砭时弊，宣传抗日；他同时担任临海抗日自卫会宣委会常务委员、三台歌剧团团长，带领演员到城乡各地巡回义演了许多自编节目，受到广大观众的热烈欢迎。尽管当时条件非常艰苦，居无定所，家尊仍保持着良好的读书习惯。当我翻阅他抗战的读书卡片时，就发现过他在天台坑边村烛光下写的东西。在校其间，他与药科主任曹元宇先生过从甚密。先生是著名的药理学家，且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诗词丹青皆在行。解放后他任南京药学院（后更名为中国药科大学）副院长。七十年代早期，我曾去南京替家尊要了几幅山水花鸟画，老先生谈起既往苦难岁月，感慨万端，欷歔不已。1945年8月15日抗战胜利，医专迁回杭州，家尊因家庭拖累，未能前往。
同年，临海师范校长王式智先生聘请家尊担任该校文史教员。时间不长，国共内战爆发。我记得当时家中订阅《大公报》。大人们议论的是战事，幼小的我却关心报上有没有张乐平叔叔的连载漫画《三毛流浪记》。1947年3月19日，胡宗南占领了延安。大人们开始争执。王先生和叶先生是我们家的常客。一个说共产党大势已去，一个说毛泽东日子不好过。唯独家尊胸有成竹地说，再等一年看看。果然，到了1948年下半年，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相继进行，解放军取得决定性胜利。家尊也有搞错了的时候。1947年解放区开始土改。苏北划地主的标准是40亩土地，家尊认为自己才二十几亩问题不大。谁知到了1950年临海搞土改15亩就算地主。家尊的如意算盘打错了。1948年国民党政府见市场情况越来越糟，便废除法币，以金圆券取而代之，哪知经济萧条不但没有扭转，反而每况愈下。“金圆券，一夜跌一半”，物价飞涨，民怨沸腾。金圆券一下子成了废纸，校方只好让校工给教师家挑大米来支付工资。国民党军事受挫、政治腐败、经济凋敝，民心丧失殆尽。家尊明白，这个政府行将垮台。1948年5月，教育家陆翰文先生去世，葬礼非常隆重肃穆，备极哀荣。家尊怀着沉痛的心情参加了先生的吊唁仪式。1949年4月21日解放军过江势如破竹，23日解放南京，5月3日解放杭州，27日解放上海，29日临海宣布和平解放。家尊带着我们一家大小到望华门迎接入城解放军。我第一次见到那么多的战马、大炮和士兵。
1949年8月，组织找家尊谈话，询问重新入党意愿。家尊认为自己在困难岁月中虽然曾与担任临海地方党组织书记的张崇文、陈康白、陈育中等人关系密切，帮助组织做了一些工作，但未提出重新入党的要求；现在胜利了，如果再行加入，便有投机革命之嫌。因此他婉言推辞了。但组织仍让他担任了私立回浦中学董事长一职。在任期间，家尊日夜操劳，带领全校师生员工克服解放初期各种意想不到的困难，为维持正常的教学秩序，作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当时家尊仅有47元工资，根本无法维持一家八口日常生活，只好将家中仅有的一点金银首饰送到银行兑换成现款，贴补家用，度过难关。1950年土地改革开始，我家定为地主兼自由职业成分，没收了地产、店屋和部分房产。家尊虽没有罪恶、没有劣迹，但也参加了斗争地主大会，低下了高昂的头。家尊遇到了极其尴尬的局面：上班他是堂堂的回浦中学董事长，下班他又是被打倒的地主分子。1954年7月，远在五千里之外的林迪生校长邀请家尊去兰州大学中文系任教。此时，家母在回浦中学图书馆工作，因肠胃不好，怕西北生活适应不了，并未偕同前往。于是家尊抛妻别子、只身一人来到黄河之滨的甘肃省会，在海拔1600米的黄土高原过上了全新的生活。
那时，兰州是一个新兴的工业城市，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许多项目在此实施。全国各地的建设者纷纷来到这里，人口从20万迅速增加到100万左右。整个城市到处是脚手架，到处是起重机。兰州好像是个大工地。道路尘土飞扬，汽车与马车同时出现在熙熙攘攘的人流之间，是这里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冬天白雪皑皑，春天风沙阵阵。夏秋之交倒是好天气。此时酷暑全无，不需电扇侍候；即便是太阳底下稍有点热浪，躲到树荫下便清凉无比。黄河从西到东穿过城市中间，南北两侧皆是童山秃岭，寸草不生；唯独一座山峰五条泉水从上至下淙淙流淌，终年不涸。四周绿树成荫，好一派江南景象。此间口味与江浙迥然不同。家尊刚到兰州，吃了顿羊肉包子。咬了一口，一股从未闻过的膻气冲进了他的鼻腔，一阵恶心将他所食全部呕吐了出来。以后习惯了，家尊倒认为兰州的羊肉特别好吃，成为离不开的美食。
兰州大学创立于1909年，系解放初教育部直属26所重点文理综合大学之一。当时学校还在兰州老城萃英门内，1957年搬到新市区天水路，占地1000多亩。家尊一到校，便一头扎进了图书馆的故纸堆，翻阅资料，寻找写文章的选题，如鱼得水。当他在兰大的第一篇文章《我对词人李煜的看法》发表于1956年1月1日《光明日报·文学遗产》上时，同事们都被他洋洋万言长文惊呆了：这位刚从浙江来的中学教师下笔不凡，一下子就登上了权威报刊；而他们中间的许多人，直到穷经皓首也达不到这个高度。这篇文章以全新的观点、翔实的史料，全面客观地剖析了李煜为君与填词的双重人格，令侪辈茅塞顿开、叹为观止。
接着家尊又在《兰大学报》（人文科学版）创刊号上发表了长达五万多字的两篇学术论文，为开创兰州大学学术研究的新局面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其中一篇文章替南宋“奸相”韩侂冑翻案，运用正史以外的私家著作来揭示南宋光宗宁宗朝廷中权奸、后妃、假道学派分子相互勾结的种种黑幕，以证明官修的《宋史》对韩侂胄的莫须有罪名，是元代假道学的徒子徒孙们带有偏见的历史论断。这篇文章被当时在兰大讲学的中山大学陈寂园先生所赏识，便给中大的容庚先生寄去，谁知容先生将此文转呈郭沫若院长过目。郭老是何等眼高之人，但一见此文即拍案叫绝，让家尊到社科院（当时称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去做研究员工作。家尊将此信呈交江隆基校长（此时林迪生为副校长）。江校长说：“兰大也是可以搞科研的嘛！”一句话堵住了家尊去北京的路。我事后对家尊说：“你也太老实了！叫我接到郭老的信，打起包袱走人。看校方对你怎么样？”他老人家无奈地笑了。
另一篇文章则是《论〈牡丹亭〉》。该文开头就直截了当地指出：“多年以来，舞台上没有全本《牡丹亭》的演出，连表演极为细腻的《惊梦》一出也很少与观众见面。这是作者汤显祖死后的厄运，也是我国剧坛的耻辱。”这几句话是对当时已十分冷落的昆曲舞台发自肺腑的感叹。接着，家尊从社会历史背景入手，深探这位剧坛巨子执笔为文的苦心；然后对剧本的情节结构、人物形象、表现手法等作了系统全面、入木三分的评析。面对解放以来昆曲表演艺术极为凋敝的事实，此文无疑有振聋发聩的作用。北京《戏剧报》正准备刊用这篇文章，编辑部清样也已寄出；不料《兰大学报》出现暂时稿荒，家尊考虑校方利益，临时将文稿撤回，与上述历史论文同时在《兰大学报》（人文科学版）创刊号上发表。这一期《兰大学报》（人文科学版）共166页，家尊的文章就占了32页之多，因此惊动了兰大同仁。当时学校学术氛围令人振奋，地方领导也很重视教育，民主人士邓宝珊省长还在自家花园宴请了兰大高级知识分子。
1957年春党內整风运动开始。上级号召党外人士提意见，搞大鸣大放，让牛鬼蛇神出笼。幸好家尊素不喜出头露面，作惊人之语，因此躲过一劫。有的知识分子就没有这样幸运了。中文系刘文兴先生是清代道光年间著名经学家刘宝楠的嫡孙，与家尊相处融洽。他们同治中国古典文学。在鸣放会议上，先生说：“印把子你们掌着，我们有什么话好讲？”就凭这一句话，将先生打成极右分子，开除公职，回江苏宝应原籍劳动。罪名是煽动群众，反对党的领导。可惜刘先生未等到1979年平反昭雪，因贫病交迫，不幸早已离开了人世。中文系还有一位治民间文学的曹觉民先生。他平时心直口快，容易得罪人。当了右派分子后，先生偷半在卫生间一面搧自己的两颊，一面说：“嘴巴该死，嘴巴该死！”历史系清华出身的赵俪生先生在1957年8月底从青岛山东大学调到兰大。当时反右斗争基本结束。哪知青岛方面没有罢休，硬是将先生拉回山大。兰大校方为防先生不测，还派人乘坐软卧护送。一到山大门口，碰巧与已戴右派帽子的陆侃如先生相遇。陆先生说：“赵老弟，你也来了？”山大校方旋即将赵先生押往会场进行批斗。如此这般反复多次，先生终于戴上右派帽子。当局还对先生说：“我们山大没有像兰大那样，待你以上宾之礼。你要死可以跳海！”然后甩给他一张硬席车票。赵先生想到家中还有七口人靠他活命，只好忍气吞声，上了火车。不料车上广播响起：“广大乘客请注意，有一个叫赵俪生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分子上了我们列车，大家要提高革命警惕，防止他搞破坏活动。”在那个苦难岁月，哪有赵俪生先生的活路？
赵先生回到兰大以后，偶尔看到《兰大学报》创刊号，两篇标有陈赓平姓名的文章映入他的眼帘。先生便第一次来到家尊寓所，自报家门。家尊也久仰赵先生的大名，热情地接待了他。从此以后，他们经历了人生道路上的风风雨雨，遂成莫逆之交。1957年下半年中文系从北京调来两个右派分子：一个是搞鲁迅研究的陈涌先生，一个是搞古汉语研究的杨伯峻先生。杨先生是著名语言学家杨树达先生的侄儿，学问深厚，为人谦和。家尊与他过从甚密。六十年代先生调往中华书局，与家尊仍有文字之交。
1958年是个大跃进年。全民大炼钢铁，连宋庆龄副主席也在她的后花园炼钢，成为外国通讯社的头号新闻。粮食亩产吹到了十几万斤，乃至几十万斤。在农村大办人民公社，大办食堂，放开肚皮吃饭。只见墙壁上的漫画——胖娃娃坐在十几万斤亩产的小麦穗上乐呵呵。似乎中国一夜之间已迈进了共产主义。家尊也参加了校方组织的各种活动。一次来到永靖参观刘家峡水库，在黄河激流上乘坐羊皮筏子。突然一个大浪打来，家尊来了一个趔趄；再一个大浪，家尊来了一个倒栽葱，差一点葬身鱼腹。这时高校又搞了一个“拔白旗”运动，家尊成了众矢之的。中文系里有人先从历史根源挖起，揭露家尊1924年投机革命，大革命失败后悲观失望、脱离党组织的问题；接着批判家尊解放后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皆有抵触情绪，厚古薄今，走白专道路，与阶级敌人划不清界线，甚至同流合污、助桀为虐的种种错误。弄得他老人家低头认罪、狼狈不堪。幸好家尊未被划为漏网右派，又逃过一劫。
这一年春天，家尊在讲义的基础上写了三万多字的长文《〈西厢记〉六题》。文章从《莺莺传》作者元稹谈起，点明张生“先乱终弃”的行为是时势所趋，谴责的目标应该是男权思想。又从探究主题出发，指出《西厢记》不是喜剧，而是悲剧。再从情节发展的脉络中分析，表现大团圆场面的第五本是后人加进去的。这个说法非常新颖，引人注目。在分析女主人公的形象塑造时，对于唐宋前后迥然不同的婚姻观念作了细致入微的比较。同一个崔莺莺，宋元理学却将自由开放的“天足”蜕变成重重束缚的“三寸金莲”。这就给《西厢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在评论作品的艺术表现手法时，特别强调了真实性的运用以及惜墨如金的中国画技巧。而对清代金圣叹等人诋毁《西厢记》的种种卑劣行径，文章也作了有力的抨击。
1959年春，兰大奉命进行系科调整，成了理科大学。经济系成立了单独的学院，中文系和历史系被合并到兰州十里店的西北师大。由于大跃进的恶果，当时中国经济已经陷入死胡同。商店货柜上的日常生活用品越来越少，粮食也开始紧张起来。三年困难时期很快就要到来。赵俪生先生也开始过上了拮据生活。当时他的工资减了一半，夫人被迫退职。右派分子照例是不许发表文章的，稿酬就无从谈起。到了月底要是揭不开锅，先生就照例让大女儿赵绛手中捏着张借条上门找家尊。借条是这样写的：
赓平先生尊鉴：
别来无恙？小弟已无米下炊，手头如有宽余，请借泉拾元。待下月工资发放，
当即如数奉还。谨肃寸禀，不尽欲言。敬请
著安。
弟俪生谨启
家尊见此，二话不说，连忙付款，而且能做到有求必应。那时，家尊最惬意的事情是去赵家饮茶聊天。从谈文章论学问，到古今中外、天南地北无所不及。一个口若悬河，谈锋甚健；一个引经据典，娓娓道来。一唱一和，倒也相得益彰。严格说来先生不是泡茶，而是煮茶。他先将一把绿茶撒进水壶中，然后搁在煤球炉上煮开，再倒入杯中饮用，味道要比泡茶淳烈许多。先生烟酒无缘，唯嗜茶如命，日常生活且不拘小节。历史系复旦毕业的齐陈骏先生（曾任兰大敦煌学研究所所长）从老家浙江天台探亲归来，顺便送给赵先生天台山云雾茶一包。赵先生过了一段时间，又问齐先生：“小齐，你的茶叶不错，还有吗？”
1959年9月，家尊的论文《试论龚自珍》分两期在《光明日报·文学遗产》上发表。它是解放后较早全面系统评论龚自珍的文章。论文一开始就指出龚自珍是一个嗅觉敏锐的改良主义者。“他在一座行将倒塌的大厦中闻到了木料腐朽的气味，并想方设法改造它、修理它。”接着赞赏他的作品以公羊学的眼光反映万马齐喑、贫富不均的社会现实。在清代这样黑暗的封建社会中，无处不在的种族歧视与官场阴谋倾轧的情形错综复杂。龚自珍伤心自己“纵使文章惊海内，纸上苍生而已”！但他不消沉。“死我信道笃，生我行神空”。他以生死自誓，并要扭转乾坤。家尊特别提到龚自珍的《病梅馆记》中所体现的精神与法国哲学家卢梭代表作《爱弥儿》一样，主张自由解放的启蒙民主思想是符合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文章最后对他在诗坛上的地位作了非常公允的评论。称龚自珍是随园（袁枚）、清容（蒋士铨）、瓯北（赵翼）、两当（黄景仁）以后单枪匹马驰骋在清代日趋没落时期的杰出代表。同时家尊还给《光明日报·文学遗产》寄去《论康有为的诗》一文，编辑部已将版面排好；因反右倾运动开始，只好临时决定撤版。该文直到先父去世后才发表于《西北师范大学学报》。
说起反右倾运动，最冤枉的莫过彭老总。讲老实话的下了台，自然讲假话的林彪粉墨登场。虽然上头喊三面红旗万岁，但百姓的非正常死亡却与日俱增。大饥饿的1960年终于悄悄降临我们的面前。家尊在学校小灶搭伙，要比一般人好得多。早餐还有制作粗糙的糕点供应，中晚餐多少还有一点点肉。到了下半年，供应每况愈下，饥饿愈演愈烈。家尊的体重迅速从160斤下降到116斤，衣领上的风纪扣一下子掉到前胸。我从兰州附近的定西乡下集市上搞到一只旮旯鸡（一种野鸡）、一只野兔子放在电炉上煮，家尊差一点儿触了电。碰巧中文系副主任刘让言先生上门造访。见此稀罕物，令其羡慕不已。当时赵俪生先生正在山丹农场劳动。那里的条件则更糟，加上劳动强度大，有几个教师被活活饿死。先生受尽摧残回家时，折损得只剩一把骨头，气息奄奄，人命危浅。家尊不顾自己饥肠辘辘，取出刚从家里寄来的两听罐头登门相赠，使先生感激涕零，并多次在我面前提及此事。
同年，杨伯峻先生的《孟子译注》一书在中华书局出版。这本书是《论语译注》的姊妹篇，深受读者的欢迎，社会反响很大。但鉴于作者的“右派”身份，封面和扉页上只能署名“兰州大学中文系孟子译注小组”几个字，以障人耳目。其实，当时中文系的同仁们只是给这本书提了一点意见而已。书局寄来的稿费也被大家瓜分了，杨先生本人只得到很少的一部分。直到杨先生摘了“帽子”，这本《孟子译注》的作者才露出了庐山真面目。
就在这样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家尊仍坚持读书写作。在《西北师大学报》1960年第一期上，家尊发表了两万多字长文《论李渔对中国戏曲理论的贡献》。文章开宗明义：“在中国封建时代里，论及戏曲的创作和演出，较为系统的著作就只有李渔《闲情偶记》中的《词曲部》和《演习部》。”此语只能在认真系统阅读中国古代戏曲理论书籍的基础上才能断定。这个观点也是家尊首先提出的。文章接着指出：李渔是在昆曲发展到高潮的时候，从时代需要出发，充满着大公无私的广阔胸襟，非常自觉地写出了这部有意义的戏剧理论作品来。然后，文章从结构、情节、语言以及音律与曲词的关系等方面评价了李渔对戏曲理论的贡献；同时对他处理剧本、教授唱曲与说白问题也作了介绍。家尊是一个书迷，也是一个戏迷。走到哪里戏看到哪里。早年家尊为了看梅兰芳的戏，出了当掉裤子的笑话。他还担任过剧团团长，对戏曲套路非常熟悉。这篇文章的最大特点是紧密结合清初错综复杂的社会、经济和戏曲发展的实际，举重若轻、如数家珍。要是没有大量的戏曲实践和熟悉文献资料，那是不可设想的。
值得一提的是家尊在1961年暑假写的《关于方国珍起义事迹的探讨》。在兰期间，这是唯一与家乡有直接关连的文章。此文发表在同年9月《光明日报·史学》上。方的行宫建在临海城内龙顾山巅。文章从各种地方志里梳理出方国珍是一个反抗地痞恶霸欺凌的佃农；而官修的《明史》以及解放后出版的几部中国通史，在谈到方国珍起义时，总是强调他出身盐贩，入海为盗的经历。文章同时指出，元末台州百姓反抗异族统治的情绪非常强烈。农历八月十六是“杀元种”的日子。台州民间习惯就将中秋节改为农历八月十六，藉以纪念方国珍起义。文章最后对方国珍投降元军的错误作了符合史实的说明。
1961年下半年中文系和历史系又并回兰州大学。随着困难时期的结束，家尊迎来了他一生学术研究的高潮。江隆基校长决心要将兰大办成全国第一流大学。他想方设法创造比较宽松的学术环境来激励广大的师生。校长利用自己原先在北大当过领导的优势，邀请了大批国内第一流的学者来兰大讲学。我也曾聆听过王力、王瑶、吴祖湘、季镇淮、谈家桢等人的学术报告。他们在兰大的最后一顿饭，往往是校长在小灶餐厅宴请这些学术巨擘，而费用笃定是校长自掏腰包。就在这个时候，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开始编写《中国文学史》（上古至鸦片战争前部分）。编写小组将初稿分别寄给国内知名的研究古典文学史的学者征求意见，家尊也收到一份。他当时的学术地位可见一斑。1962年7月该书出版，文学所就寄来赠书，可以这样说，家尊是看到此书的最早读者之一。在此期间，家尊在《光明日报·文学遗产》等刊物发表了《〈南词叙录〉和〈花部农谭〉》、《袁枚的性灵说——读〈随园诗话〉》、《漫谈杜诗〈秋兴〉中的具体内容》等文章。1963年春天，家尊被评为先进教师，每系仅两名。开表彰大会时，家尊与我正在五泉公园游玩。他老人家对于浮名向来不屑一顾。
当时家尊已开始动笔写他的最后一篇学术论文《阮籍〈咏怀诗〉探解》。这篇十几万字的论文化费了家尊一年多的时间。我记得他房子里到处堆满了书籍、卡片和文稿，桌子上、书架上、地板上、睡床上、凳子上、窗台上、暖气片上比比皆是。家尊连走路、吃饭、睡觉都不得安闲。阮籍是曹魏时期的“竹林七贤”之一。他的《咏怀诗》是中国文学史上一部不容易理解的诗篇。从刘勰、锺嶸到沈德潜都认为阮公之诗“归趣难求”。“必求时事以实之，则凿矣。”然而，家尊看法与古人恰恰相反。《咏怀诗》第二十二首说得很明白：“谁言不可见？青鸟明我心。”家尊认为“青鸟”就是他的诗篇。这篇文章采用一些前人的研究成果，但更多的是家尊体察诗人当时的处境，对每一首诗结合具体的历史背景细加探索，作出了符合逻辑的意旨阐明。在此基础上，家尊还写了一篇代序《论〈咏怀诗〉是魏晋易代的史诗》。他认为，号称史诗的杜诗，其中直陈时事的不过占百分之五（杜诗共1405首，陈时事的只有75首）；要是我们揭开《咏怀诗》中隐晦象征的厚幕，那显露出来、有关时事的作品就几乎占全部《咏怀诗》的三分之二。这样看来问题就变得非常明晰了。于是家尊将魏晋易代详细史实与阮诗的具体内容相照应，令人信服地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咏怀诗》的大部分内容是采用比兴的手法，真实地反映了当时动荡的社会现象，称它为史诗是站得住脚的。同时，家尊对《咏怀诗》中抒发的思想感情和宣扬的人生哲学作了较为深刻的剖析。最后文章对《咏怀诗》比拟假托的手法进行了具体的诠释。论文因篇幅过长，连续在《兰大学报》1963年第二期、1964年第一期和第二期中仅发表了一半。当时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中心《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立即予以转载，可见学术界是非常重视此文的。可惜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一直到1982年底，《兰大学报》才将家尊的这篇论文发表完毕。此时，家尊已长眠地下半年了。一篇文章发表时间从开头到结束断断续续拖延了二十年，这是社会历史的悲剧。另外，家尊在1963年已作了研究王充《论衡》的计划方案，也因四清和文革付诸东流。
1964年，经中文系副主任刘让言先生介绍，家尊与数学力学系叶开沅先生相熟，遂成忘年之交。叶系著名科学家钱伟长先生高足，年不到三十荣获国家科学成果三等奖。叶先生文理皆通，对古代戏曲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曾携带洋洋数万言的论西安（浙江衢县）曲调的文章上门与家尊商讨。两人话语投机，相见恨晚。
家尊一直搞文学评论工作。他试图完成一个角色转换，从食客变成厨师；也就是从文学评论者，变成文学创作者。从1960年开始，家尊就动笔写他几十万字的长篇小说《榴花烂漫开》。小说塑造了仲康这样一个大革命时期的年轻知识分子形象。描述他从家乡到上海，从领导农民运动到领导工人运动，最后壮烈牺牲的全过程。1965年，家尊将文稿寄到人民文学出版社，以后便石沉大海。1981年我经多方努力，将文稿索要了回来。这部小说的确花费了家尊许多宝贵的时间和精力，但收效甚微。究其主要原因在于家尊欠缺形象思维的基因，语言表达也不够生动活泼，所以作品缺乏引人入胜的激情。当时写这部小说时，我曾劝说他“改弦更张”；但家尊比较自信，遂有如此结果。搞评论与搞创作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思维方式，要实现这种角色转换，是多么不容易啊！
兰州大学是文革的重灾户。1966年6月5日北大聂元梓贴出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兰大与北大是有渊源关系的，兰大一大批教师都是北大出身。于是6月7日，兰大李贵子就窜出来贴校领导的大字报。以后北大党委书记兼校长的陆平被打倒，兰大党委书记兼校长江隆基也被免去党内外一切职务。李贵子更嚣张了。他将较小的铁帽子硬戴在江的头上，弄得江满头是血，还成天坐“喷气式”。江校长受不了如此深重的肉体和精神折磨，投缳自尽。当时兰大校园充满了白色恐怖的气氛。叶开沅先生夫人，这位晚清洋务派首领张之洞的孙女，因承受不了大字报的诬陷，服毒自杀；先生因莫须有的罪名，身陷囹圄达八年之久。他出狱后云：“有道是‘佛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一个从家尊学习多年的助教贴出大字报宣称，家尊的《阮籍〈咏怀诗〉探解》是借古讽今之作：文中阮籍即为家尊，阮所刺的司马氏即为毛泽东。家尊一下子成了十恶不赦的“反革命”。他硬是不服，两个红卫兵便将年逾花甲的家尊挟持到大操场奔跑。那时烈日当空，年轻人跑累了，换了两个接着来，还美其名曰“接力赛”。家尊业已昏迷，红卫兵照跑不误。老翁只能两膝擦地被快速拖动，跑道上鲜血淋漓，惨不忍睹。接着还勒令他跪在煤渣玻璃屑上“认罪”。至此，家尊左胸佩带白色标记，打入牛鬼蛇神队伍中，斯文扫地。在清理阶级队伍时，红卫兵又捣腾出家尊的地主分子问题，令他有口难辩。运动期间，他受尽各种迫害，罄竹难书。当时我就怕他接受不了这残酷的现实而轻生。家尊除了接受批斗、强迫劳动外，还要接待许多全国各地来的外调人员。他们是非常难对付的一群，合他们口味的证词则可；不合口味，则拳脚相加。但家尊在高压下从不违心地写过丁点儿不符事实的证明材料，实在难能可贵。
1969年下半年家尊总算被解放出来，他与中文系的师生一起下放到平凉柳湖公社劳动。尽管当时生活条件比较艰苦，但精神压力被解除了，心情还是愉快的。不久，最高最新指示又下来了：“理科大学还是要办的。”看来大学文科前途暗淡，家尊讲课搞学术研究的愿望又落空了。此时有人提醒他何不退休回家？于是家尊向上级写了五次退休申请报告，终获批准，于1970年初回家养老。离别兰州时，他的心情是复杂的。在兰期间，家尊担任了《中国文学史》（魏晋南北朝部分）、《中国戏曲史》、《中国文学批评史》、《文论选》、《〈牡丹亭〉研究》、《〈西厢记〉研究》、《〈咏怀诗〉研究》、《诗词格律》等课程的教学工作，写了上百万字的论文、讲稿和其它著作。在这片黄土地上留下了自己坚实的脚印。当然，家尊也吃尽了政治运动的苦头。他曾赋诗道：
研教兰州十六年，退休临别意拳拳。非关碑碣无文字，只为匆忙略翰笺。
陇水滔滔流不尽，祁连屹屹耐高寒。多情最是雁滩柳，拂我征衣欲挽牵。
3月5日家尊终于回到生他养他的故乡浙江临海，安度晚年。掐指一算，文革以后他已有五年没有回家了，真是感慨系之！六十有八的家尊，两鬓斑白，俨然一位老者。刚返乡，他就大病了一场。当时林彪、四人帮淫威还在施展。当局将他弄到一个学习班里进行路线教育，幸好没有搞逼供讯，总算勉强过了关。嗣后，家尊含饴弄孙，享受天伦之乐。除此之外，他就天天跑临海图书馆翻翻古籍。只是这里线装书无多，且不成规模，没法跟兰大图书馆相比，搞学术研究便成奢望。有时与一些老友到近郊远足，诗词唱和，从中寻求晚年的生活情趣。七十二岁时，家尊只身上京访友，回程还登上黄山鬼见愁。其间，赵俪生先生从贵州息烽他大女儿处来信云：“小弟日无所事事，上午赶场买菜，中午造饭，仅下午作中国思想史之研究。”家尊大惑不解：手头乏书，何能搞研究？
转眼间到了1976年10月，“四人帮”终于押进了秦城监狱。此时家尊还是一只惊弓之鸟。他偷半对老母说：“三点水揪出来了！”眉宇间透露出由衷的喜悦。家尊开始动笔写他700余行的叙事七言长诗《峥嵘曲》，揭露江青一生的丑恶历史，并控诉她在文革时期的滔天罪行。长诗三易其稿，然后寄给远在北京的杨伯峻先生。先生来信云：“昔乐天作《长恨歌》，梅村作《圆圆曲》，一则能尽俗，一则能尽雅。而樊山作前后《彩云曲》似用典稍过。大作则在雅俗之间，于今日亦称难得。惟所咏之人，色不及贵妃与圆圆，淫则可同于赛金花，作恶多端，败坏国事，又诸尤物所不如，不足以污笔墨。”杨先生的来信对家尊的长诗作了中肯、婉转而含蓄的评论。
1977年9月，兰大中文系领导希望家尊来校继续发挥余热。如有诸多不便，可派助手在北京、上海、杭州任选一地，搞汉代文选的研究与编写，一切经费问题由校方解决。可惜家尊当时年已七十有五，“廉颇老矣，尚能饭否？”他老人家心有余而力不足，只能婉言推辞了。家尊真羡慕赵俪生先生，他比家尊少十四岁，正是大有作为的时光。1979年5月《新华文摘》转载报告文学《星蚀》。该文以非常生动的笔调赞扬了叶开沅先生在弹性力学方面的重要贡献，并以极为感人的文字描述了先生在文革期间的悲惨遭遇。家尊读后大受感动，遂成《金缕曲》一首送与先生：
东浙同乡土，隔苍山，云封峦岫，路途险阻。陇右相逢商曲调，谈笑风生眉宇。蓦地里，阴霾密布，比翼文鸾遭弹打。望苍穹，直坠真凄楚！思往事，泪如雨。
多行不义群情怒。四人帮，仓皇就逮，法庭惩处。黑狱沉冤终见日，除垢重磨铁杵。看膝下，芬芳兰杜。国势翻腾重振奋。想当年，硕果人欣慕。楼更上，迈高步。
1982年元旦，家尊的学生、中文系的陈进波先生来到了临海。这是家尊退休后唯一代表兰大校方来看望他的人。八十高寿的家尊是何等的高兴啊！他拄着拐杖将这位学生带到巾山东湖观赏家乡的景色，留在家中询问兰大的各种近况。就连吃饭的时候，他们都有谈不完的话、道不完的情。陈进波先生代表聂大江校长希望他老人家春暖花开的时候，偕同师母到兰州旧地重游，并作学术报告。家尊愉快地接受了邀请。
谁知三个月后，1982年4月7日他老人家得了急性胰腺炎，于11日12时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他的床边，还摆着翻开的朱熹注的《易经本义》一书。家尊晚年一直致力于对《易经》的研究，还写了大量笔记。我当时根本看不懂，就将它送给了赵俪生先生。家尊仙逝的噩耗一经发出，亲友门生唁电唁函便似雪片飞来。其中尤以杨伯峻先生的“吾与令尊大人文字之交久矣！惊闻哲人凋零，悲从天降。燕山浙水，何其迢迢！未能临棺执绋，深表歉仄”数语至为感人。送葬时，我含着热泪宣读了兰大聂大江校长和中国教育学会常任副会长林迪生先生的唁电。遵照先父遗嘱，我们没有花圈和挽幛，黑布的横幅上只写“一别千秋”四字，他的孙子越斌捧着祖父的遗像，和家人、亲属、好友一起走在摩肩接踵的街道上，送别这位生不逢时的学者。
当时我唯一的希求是将家尊的遗著整理出版。我写信给赵先生，表示了自己的意愿。当时，除了赵先生外，应者盖寡。1986年底，我写信给任广电部副部长的聂大江先生，希望他能给当时任兰大校长胡之德先生打招呼，解决家尊遗著的出版问题。但校长出访异国，又将此事拖延下去了。1999年是兰大成立九十华诞。《兰大学报》（社科版）在2000年第一期上刊登了吴景山先生（兰大古籍研究所所长）的文章《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的历史回顾及办刊特色》。其中以赵俪生先生和家尊为例，谈到学报将追求学术品位、刊登高质量的学术文章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文章特别提到：“中文系老教授陈赓平先生在中国古代诗歌、戏剧、历史、语言文字以及思想文化等方面都有着较为深刻的研究。”同时，该文还介绍了家尊在《兰大学报》上发表论文时的一些鲜为人知的曲折过程。兰大竟未忘记去世多年的家尊。我看后大为振奋，马上购置电脑，将他的学术著作整理输入，足足化了一年多时间。完成此项工作后，我就与赵俪生先生取得了联系。当时先生年已八十有六。他不顾年迈多病、执笔维艰，应邀替家尊遗著撰序并题签。书序称家尊是“纯而又纯的学者”。此言出自肺腑，极为中肯。题签笔力苍劲，为人称道，绝非耄耋之年所能为。我又分头给兰大现任校长李发伸先生、全国人大常委聂大江先生、中文系陈进波先生写了信。在他们共同努力下，学术著作《金城集》在纪念家尊百岁诞辰的日子里，终于付梓成册。我手握着这本书告慰家尊在天之灵：老人家的遗文已在兰州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了，您应该含笑于九泉。（附识：写完此文时，笔者热泪盈眶，不能自已。）
